■ 簡介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，臺灣第一份轉型正義階段報告。 米蘭．昆德拉：「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，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」 每一個社會終須總結過去的經驗和創傷，將歷史翻至新的一頁。 面對官方的付諸闕如，這是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試圖提出的反省報告。 《卷一　清理威權遺緒》 假設我是太陽 我要將光明的線條製做萬束 神聖的金箭 送給在黑暗中 掙扎前進的民主鬥士 〈假設的數學涵意〉曹開 一九四七年，臺灣在二戰結束、政權轉換之際，發生了二二八事件。隨後超過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，臺灣處在至今能仍難得知具體受難人數的白色恐怖時期。當代的我們，正如同八○年代後，全世界近百個從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的國家一樣，共同面對國家在民主「轉型」之後，必須接續的「正義」工程。 新生的民主社會如何面對仍然鮮活的威權遺產？這是全球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陷入的轉型正義情境糾葛。這個階段的轉型正義已不同於二戰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，以法治與普世價值審判加害者。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，因國內的政治情勢，不得不為了和平、民主鞏固與社會和解，而和正義原則妥協。這個階段的轉型正義追求的比較不是「正義」，而是「真相」。 卷一正是從以上的脈絡，探討轉型正義為何是世界性的現象，以及各國轉型正義的比較，同時也初步檢視，臺灣面臨戰後的兩大國家暴力事件，二二八與白色恐怖，要如何進入當代轉型正義的三個挑戰：處置加害者、賠償受害者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。 《卷二　記憶歷史傷痕》 安息在故鄉山河的懷裡 我們將從此不再分離 永遠活在同胞們心中 我們將從此不再孤獨 〈母親的悲願〉柯旗化 臺灣的轉型正義呼聲是從民間開始的。從一九八七年臺灣民間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開始，各地關懷二二八的組織相繼成立。一九九二年政府提出了第一份《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》。隨著九○年代《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》與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》的通過，政府開始著手於受害者賠償與名譽回復的工作。 這一波的平反浪潮也促成民間、學界與官方進行史料蒐集與口述史的工作，一九九九年終於通過《檔案法》，政府成立專職的檔案管理局。九○年代因此是一個大量出現公共紀錄與公共紀念的時代，一九九三年六張犁受難者亂葬崗被發現，一九九七年首座二二八紀念館在臺北市成立，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紀念遺址與紀念碑逐步在臺灣各地出現，進入公共記憶的討論。 而隨著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、《刑法》一百條、《檢肅匪諜條例》、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的陸續廢止，臺灣在二十一世紀也進入討論追訴加害者與釐清國家責任的階段，二○○六年政府公布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》，二○○七年立法院在十多年後將《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》的補償二字改為賠償，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已有初步進展，但仍有許多未竟之業，比如至今未有白色恐怖的官方報告。 《卷三　面對未竟之業》 無數的○ 不是千瘡萬孔 它們是許多 啟悟的烙印 把無數的○ 串製成一隻 奇妙的神笛 將吹奏出 圓舞的交響曲 〈無數的「圓」舞曲〉曹開 二○○八年底，西班牙本土移除最後一座獨裁者佛朗哥銅像，臺灣二○○七年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將中正紀念堂改名臺灣民主紀念館，拆下牌樓「大中至正」四字成「自由廣場」，引發爭議。在校園與公共場所，蔣介石銅像不是被學生當成搞怪的對象，就是被地方政府主動拆除，社會瀰漫「去蔣」氣氛，但同時亦有人開始肯定獨裁者，在在反映出臺灣轉型正義的現實困境。 不獨對於加害體系的責任追究有許多法律與道德上的難題，對於受難者與家屬，政府如何負起真相的主動調查與責任也遲遲未定，白色恐怖受難者槍決前寫下的遺書，在家屬與民間團體的力爭下，一直到二○一一年才將遺書返還，更具體的官方報告始終付之闕如。而不當沒收的財產，至今仍以無法可循，使家屬必須走上訴訟之路。 使家屬無力的還有臺灣八○年代最重要的兩大政治案件，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在多次重啟調查下仍無具體突破，這兩個案件已成檢測臺灣政府追求轉型正義決心的具體實例。 臺灣解嚴至今二十八年，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，卻始終沒有成立官方的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」，臺灣轉型正義的工作還有許多未竟之業，還有許多我們該記得卻始終不太清楚的人事物，浮動在歷史的底層，等著被時代捲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