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書與人】療傷與書寫 施叔青與《三世人》 專訪◎陳思嫻 2010.11.15自由時報D9 施叔青曾將《三世人》視為「台灣三部曲」小說系列的封筆之作，該書以二二八事件收尾，如今施叔青改口：「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在《三世人》裡，寫得還不夠仔細，身為一個台灣人和台灣女兒，應該要在書中完整呈現二二八事件，我的第四本小說還要繼續寫二二八。」 《異地他鄉，流浪三世人 》 即使家人並未在二二八事件受到牽連，施叔青卻坦承不敢面對可怖的二二八事件，她說：「然而，這卻是書寫台灣不能迴避的歷史課題，這同時也是台灣歷史給予我的壓力。」看來，「台灣三部曲」的完成，不是施叔青創作的終了，而是繼續用小說書寫台灣歷史的另一個開始。 曾長期旅居香港的施叔青說：「六四事件讓我感到失望。」於是，1994年，她從香港回到台灣，繼而定居紐約。在異地他鄉，施叔青看著發黃的舊照片，聽南管音樂，尤其更愛聽歌手蔡振南唱〈母親的名叫台灣〉，加上在紐約當地語言的隔閡與生活環境不同，形成與外界的疏離感，在各方面的衝突之下，施叔青決定提筆，讓時光倒回家鄉鹿港的清末嘉慶年間，從「台灣三部曲」首部曲《行過洛津》起，逐一完成《風前塵埃》、《三世人》。 「我原本不知道台灣有濁水溪。」施叔青以此打趣比喻自己不夠了解台灣的史地，這也促成她書寫「台灣三部曲」的契機，她認為台灣的歷史是斷裂的，「台灣人歷經清朝、荷蘭、明鄭、西班牙、日本……的統治，無形中讓台灣人產生認同上的痛苦。」施叔青說：「所謂『處處無家處處家』，其實就是台灣人的認同心理到處流浪的說詞。」 《三世人》以自幼被賣身為養女的王掌珠，做為台灣的化身，施叔青說，「王掌珠是我寫過最得意的角色。」從王掌珠換下大陶衫，依序換穿和服、洋裝、旗袍，最後再換回大陶衫，即是時代和政權轉換的象徵；小說中貫串台灣樟木，進行「擬人化敘事」，確實是以樟比喻台灣人的命運……每個角色和事物，都有它們在《三世人》裡，被施叔青安排為台灣歷經各政權殖民統治，那難以言喻的隱喻，這也是施叔青書寫歷史小說的趣味之處。 《用小說之筆為歷史發聲》 施叔青表示：「寫歷史小說必須具備作者的立場，用小說之筆為歷史發聲，小說人物雖是杜撰的，但要做到把當時的文化帶回現場。」施叔青強調自己在書寫歷史事件時，喜歡保有自己的風格，達到一種獨創性，「因為我不喜歡重複。」然而，她坦誠，描寫二二八事件時，「很難掌握切入的角度。」 《三世人》第五章〈傷勢〉，以猶太人向衛兵要水喝卻被拒絕的引言，做為二二八事件的開場；首度在小說裡寫二二八事件，施叔青不禁哽咽：「身為台灣人，我看到島嶼上充斥著陰魂不散的苦主，全台灣的女人都發狂似地到處去找自己的丈夫。」她曾參考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阮美姝的書籍，讀到阮美姝從小就要面對父親失蹤的事實，直到長大仍不知父親的遺體在何處，那樣的處境糾結著施叔青的心。而回憶起小時候，曾目睹一輛吉普車載著便衣警察，帶走鄰居，施叔青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恐懼，可說至今才隨著小說創作，宣洩而出。 即便施叔青的歷史小說是寫實的，她說：「所謂的真實是什麼？雖然要抽離情緒去客觀書寫，但絕不可能完全超然，如果不帶有一絲感情去看二二八事件，就不是人。」施叔青把二二八事件的書寫，視為「不幸的台灣人的一種療傷」。 身為曾獲國家文藝獎的唯一女性作家，又要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詮釋女性的歷史，施叔青不否認：「這是我非常蓄意去做的事。」她提到自己的座右銘是：「自我完成，自我挑戰。」可見《三世人》之後，施叔青的書寫仍會繼續。 ●